北京：孙中山生命的最后一站

　　 本文原载于《国家人文历史》2016年第21期，未经允许请勿转载。 1924年11月13日，广州午后灰蒙蒙的天空看上去盈满迷惘，大元帅孙中山启程北上之际，特地登上黄埔岛，与陆军军官学校师生道别。

　　 孙中山对校长蒋介石说：“我此次赴京，将来能否归来，尚不一定，我年已五十九岁，虽死亦可安心矣。 ”蒋介石十分愕然：“先生这是什么话呀？”孙说：“我当然有感而言……今天看到黄埔学生能忍苦耐劳、努力奋斗如此，必能继承我的革命事业，实行我的主义。 凡人总有一死，如果说两三年前我还不能死，今有学生诸君，可完成我的未竟之志，则可以死矣！”傍晚，孙中山乘坐永丰舰离开黄埔，谁曾想，这一别竟成永诀。

　　 燕京风云起，“大元帅”受邀北上1924年8月，广州商团与革命政府的矛盾持续扩大，孙中山下令扣留商团通过洋行外购的一批枪械弹药，引起对方极力反弹。

　　 乱哄哄的时候，皖系军阀、浙江善后督办卢永祥向孙中山发出了求助。

　　 原来，直系阵营的江苏督军齐燮元和闽粤边防督办孙传芳觊觎上海、浙江地盘，合谋图浙，东南地区战云密布。

　　 孙中山虽已实行“联俄容共”政策，但亦不放弃以往“联军阀以倒军阀”的策略，很快在粤北韶关集结兵力，准备兴师北伐。

　　 再说第一次直奉战争时期，孙就和奉、皖两系建立了“反直三角联盟”，怎么说都不能按兵不动吧。 江浙之战持续月余，最终以卢永祥失败收场，期间又引发了更大规模的第二次直奉战争，奉系张作霖挥师入关，大有逐鹿中原之势。 双方打得难分胜负，直系“讨逆军”第三军总司令冯玉祥从热河率部回京，突然发动政变，迫使通过贿选当上总统的曹锟下令罢兵、免去吴佩孚本兼各职。

　　 10月25日，冯玉祥、胡景翼、孙岳等人在北苑召开军政会议，达成几点共识：组织国民军；电请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；成立摄政内阁代行中枢政务；邀请段祺瑞利用声望先罩住各方。

　　 不久，直军全线崩溃，吴佩孚亡命湖北。

　　 冯玉祥一不做二不休，通过摄政内阁修改清室“优待条件”，下令京畿警卫司令鹿钟麟驱逐溥仪出宫。

　　 国民党人素来重视冯玉祥，孙中山曾经盛赞冯是“爱国军人模范”，“做北方革命事业的唯一适当人才”。

　　 冯自己在解释政变原因时也说：“这么多年以来，不断地和国民党朋友往还，中山先生把他手写的建国大纲命孔庸之先生送给我，使我看了，对革命建国的憧憬，益加具体化，而信心益加坚强。

　　 眼看第二次直奉战争的爆发一天天接近，我势必相机推倒曹、吴，缩短这一祸国殃民的战争。

　　 ”实际上，冯玉祥发动政变的动机很复杂，主要还是吴佩孚处处排挤、刁难，以至于水火不相容。

　　 消息传来，孙中山大喜过望，认为“现今中国正遭遇即将迈上统一路途之重大时机”，立刻电贺冯玉祥等人“义旗事举，大憝肃清，诸兄功在国家，同深庆幸。 建设大计，丞欲决定，拟即北上，与诸兄晤商。 ”很多人担心“北方时局动荡，形势险恶”，不赞成孙中山贸然动身，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讨论决定“离粤北上宣言为统一中国，先往上海发表主张，如北方能同意，然后与之合作”。 11月10日，《北上宣言》出台，概括起来就是两项政治诉求，一是召开国民会议，一是废除不平等条约。 17日，孙中山偕宋庆龄等抵达上海，段祺瑞隔空回应，声称要在一个月内召集善后会议，三个月内召集国民代表会议。 革命阵营一时议论纷纷，前期派往日本联络朝野的李烈钧奉命返国，孙中山说：“段祺瑞约我赴北京，现正待启行，而诸友意见不一，你觉得我应该怎么办？”李烈钧答道：“日本老友甚多，如头山满、犬养毅、白浪滔天（宫崎寅藏）等人，与总理素有交往，不如取道日本北上，先和他们晤谈一下吧。

　　 ”孙中山到达日本后，多次发表讲话，希望日本帮助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，莫做“西方霸道的鹰犬”。

　　 然而日本政府反应冷淡，倒是“临时执政”段祺瑞派去的代表受到热情接待。 12月4日，孙中山从日本乘船抵达天津，各界民众一万多人夹道欢迎，但孙腹部剧痛，面色苍白，只好直接至张园行馆休息。

　　 汪精卫出面宣读了一份书面谈话，大体说明三点：孙先生取道日本时曾忠告彼国朝野，应取消二十一条及一切不合理的优先权；孙先生在天津休息几天即去北京，此行并无权位观念，完全是为了促进召开国民会议；孙先生对国民军驱逐清室的举动相当满意。

　　 段祺瑞派许世英到津迎接，告以临时政府打算“尊重条约，外崇国信”，不过激地反对列强。

　　 孙中山听闻后对此大为气愤：“我在外面要废除不平等条约，你们想升官发财，怕外国人，又何必来欢迎我！”不过气归气，孙中山第二天还是客气地给段祺瑞发了一电：“昨午抵津，承派许俊人先生代表欢迎，无任感谢，本拟七日晨入京，惟因途中受寒，肝胃疼痛，医嘱静养三两日，一俟病愈，即行首途。

　　 先此陈谢，诸维鉴察。

　　 ”。